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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说全无影响也不对；影响民生最大的是内地人在港很多购房，令本已稀缺的房子更为贵重。此原因十分实际，温哥华、悉尼、奥克兰等城市中的加、澳、新本地人亦相同对华人购房大有微词。
此外，还不能疏忽心思原因。改革敞开之初，香港有一电视剧，人物之一是个刚从内地来港的傻小子，又穷又呆，名“阿灿”，其时内地新移民即被人以此称号，满含缓慢之意。及后内地前进神速，出了不少财大气粗挥金如土的豪客，香港人那种谨言慎行、克勤克俭马上相形见绌，与内地人一比，自嘲为“港灿”。
这仍是有风姿之人的幽默感，但没风姿没幽默感者当然更多；曾经港人不管张三李四回到内地会立成天之骄子，但近年来传闻香港卖几十万一个包的名店（我没去过，听回来的），款待港人时淡然置之，可一听到普通话马上诚惶诚恐，“坐，请坐，请上坐；茶，上茶，上好茶”的差别待遇当然令港人心思失衡，心中不快可想而知。
一如日本之于我国，有日本通说，数十年前日人对我国多抱有好感，现在正好相反，持负面情绪者占大多数，其间除国人在外地常受诟病的原因（见下段），及清楚明了的争端外，另一点便是心思上难以承受亚洲榜首首领位置的损失。
主客易势，心思失衡，能够解说不少港人难以解说的言行。某些内地人行为粗鲁，在地铁内随意饮食，乱丢垃圾，大声喧闹，拖着行李箱横行无忌，碾过他人脚面视若等闲……厌烦不厌烦？当然厌烦！不过，厌烦是厌烦，但又有什么大不了？皱蹙眉就过去了，何能把对方视为“蝗虫”，要加以驱逐？把内地少量人在公共场所中的不文明行为放上网，口诛笔伐，各样嘲骂，其间所暴露的暴戾歹意，所带的鄙夷轻视，所反映出来的不文明，其实现已远超于被批评者的不文明。
这种心思失衡还触及别的一面——惊骇，被替代的惊骇。高价商场、尖端食肆、千万豪宅，最常听到的是普通话；大学之内，内地学生渐渐的变多，特别理工科，拿奖学金的研究生不少都来自内地；职场上，内地专才来港，多占高薪厚职，处处让港人感触“要挟”。
香港历来以商场敞开，自由竞赛而出名，诺贝尔得奖者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即常以香港为自由经济之最佳榜样，经济自由度排序，年年皆独占鳌头，香港亦一贯以此骄傲。惋惜，一及人才，却要施行保护主义，现时社会上已有约束内地学生名额之声，亦见诸立法会议员之口；原本，在自由竞赛中，遇上强手，强者当是精力一振，发愤图强，力求不落人后，只需弱者方手足无措，垒墙立壁，以期屏诸门外。
香港人纳税人的金钱，何故不用于培育香港学生？此说颇得港人认同。不过，什么是香港人？按香港法令，居港七年即为香港人，新移民、内地生，不过比自视为“真实香港人”的人晚来数十年罢了，不久亦可成为香港人，并且是香港最为需求的人；香港生育率极低，上一代老的老，死的死，所余无几，年轻一代则少生、不生孩子，本地人口渐渐的开端萎缩。不过，未来十年、廿年、三十年医疗开支只会越大，福利担负只会越重，有人才有生产力，才有税入、公帑，才有社会运作资源。失血过多，但回绝输血；氧气缺乏，但紧锁门窗，成果将怎么？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今日之日子水平怎么可保不坠？
新加坡与香港境况相若，早已活跃吸纳高素质移民（奖赏生育全不管用），此乃仅有出路，即便日本历来人种关闭，亦不得不开端考虑。但香港却寸步难行，由于有一小撮以为“咱们”才是香港人。什么本乡主义、城邦论、驱蝗、反水货、反交融、龙狮旗，种种名字，不同包装，内中皆为同一姿色——对内地的排拒，期望香港能够自成一城，乃至自成一“国”，以躲避被边缘化的命运。
有人要求行文要排挤内地用语、有人对立食肆菜单印上简体字，这两人居然都是立法会议员；近来我有内地学生在商铺购物，店员（当然并非是名店）一听到普通话就拉下脸。能够清楚看到，现在某些香港人对立的目标已不再限于政府，而是和内地沾上联系的全部——言语、文字、人。种种排挤抵抗的背面，显现了港人自信心的损失，无法可施之下只期望能把对方封在外面以躲避竞赛，回复到自己梦想出来的good old days（早年的黄金岁月）。为何会有人把代表殖民地时代港英政府的龙狮旗拿出来处处招展？他们不是真的要当洋奴，仅仅无知、愚蠢、失望与惊骇！
当然，很少人会供认，或许更精确地说，会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愚蠢、失望与惊骇，不管做什么，心思上都要找到一个足以自我压服的理由，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情感之犬及其理性之尾：从社会直觉论者的视点看品德判别》（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ement）一文中作过证明，除了极少量人之外（例如哲学家），一般人的品德考虑，往往是后设的建构（post hoc construction），是凭直观形成了判别之后才找些理性依据来无懈可击的。《为》文已指出，民主自由等等，便是者、坏人提出来无懈可击的堂皇藉口。
此外，有些诉求却是是很真实并且也很合理的，但一般也不会简略地说出来，总要换上一个充溢品德意涵的崇高提法，例如“公义”：
“香港人所寻求的：五、六十时代是温饱，七、八十时代是充足，今时今日则是公义。”
这话说出来铿锵有力，并且说者自己也真的信任，不过，其实有点误导。说者把温饱、充足、公义三者并排起来，如同不同时代的香港人或1或2或3地作了不同挑选，但三者的真实联系却并不是并排，而是叠加。首要，充足必定包含了温饱，两者不能并排，是在温饱之上再求充足，不可能无温饱而得充足；相同道理，今日的年轻人也不是取公义而弃充足，而是以充足不充足去验证公义不公义；有人家居亿万豪宅，有人挤于“劏房”斗室，有人日食万钱，有人剩菜残羹；其他如最低工资、规范工时、全民退休保证等等最抢手的社会公义问题实质上完全是一般人充足与否的问题。
其实寻求充足，只需“富若可求，以其道得之”，一点也没问题，美国干流文明更视寻求“本身利益”为天经地义（“本身利益”指self-interest，与“自私自利”selfishness 不同）；但“充足”只属物质层面，当然不及价值层面的“公义”那么崇高悦耳。很多人事实上在寻求充足，但口头上以致心思上却有所抵抗：“经济发展便是全部吗？咱们寻求的不是金钱而是公义！”常常把香港基尼系数之高拿出来说；不过，基尼系数是用来显现贫富差距的，也便是财富的分配，谈的仍是金钱。
一个当地经济发展好当然不代表一般人日子都过得好，但经济不振却只会让大部分人都活得欠好。公屋要大庇全国贫弱，老年人要有退休保证，医疗要高效廉价，公务员要精干廉洁，教育科研要推进提高，哪一样不要公帑支撑？经济不振，政府税入从何而来？经济发展当然不是全部，但经济不振其他也就成了空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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