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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可指出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不仅是解释成熟、或发达市场经济的理论，同时也是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就是要设法保证这里所讲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从而推动剩余转化为生产性投资。若无法兑现这三重条件，剩余转向金融实物资产泡沫和奢侈性消费，生产力就无从得到发展，市场经济也无法表现出动态效率。最近，因为贾根良教授的尖锐批判，林毅夫先生的新结构经济学又回到大众聚焦的视野。在我看来，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中包含着如下在政治经济学框架内才有意义的——从而是合理的——问题：即剩余必须用于积累，才有机会提高资本劳动比，即造成技术进步。但令人遗憾的是，林毅夫先生没有进而回答,其一，剩余为何一定转化为积累？哪些技术、制度、经济等因素在剩余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起作用？他单纯假定，这些剩余来自最有比较优势的部门，也会重新投入这些部门中去。这样一来，问题才刚刚提出，就立刻被取消了。
新结构经济学试图成为解释中国经济改革的一般理论，但遗憾的是，它对那些助推中国经济的最为关键的制度形式缺乏足够的分析。以竞争性地方政府为例，这是过去40年间最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新结构经济学对此没提供任何解释，对于已有的关于地方政府的经济理论，也没有给予任何评价。而在中国经济中，恰恰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才造成了中国过去几十年间极高的投资率，推动实现了今日中国的巨大发展。由于这些缺失，新结构经济学并未如其允诺的那样，成为真正意义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其二，新结构经济学也没有令人信服地回答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技术条件的问题。
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就能自动造成产业升级。这一观点忽略了以下因素：首先，正如演化经济学强调的，关键性技术不是摆在货架上的商品，是不能随意买来的；其次，资本的累积和技术能力的提高不是一个过程，以纺织业为例，公司能够运用手工劳动生产牛仔裤，也能够应用机器生产牛仔裤，最后还可通过自动化技术生产牛仔裤。在这个例子中，资本劳动比一直在提高，但并不能够确保一国就能转而生产喷气客机。
透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这样的经济制度，其精英阶层的成员必须将剩余进行生产性投资和创新，以求保持他们的社会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家可以定义为受社会委托承担了积累职能的那部分人。马克思本人也曾采用过“委托人”的提法，他写道：“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些资本家是生产资料的委托人，并享受从这种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实。”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假设资本家阶级完美地为社会承担了积累的职能（这同时意味着资本家将其消费限制在一定的范围），那我们就可以将马克思设想的流行于未来社会第一阶段的按劳分配原则，运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哥达纲领批判》在描述按劳分配原则的时候提出，在未来社会，每个生产者“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为社会）提供其他任何东西”。每个生产者根据他给予社会的劳动量，从社会领回耗费了同等劳动量的消费品。与此同时，社会还要从全部社会总产品中为全社会的利益进行各项扣除，其中最关键的一项扣除就是“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也就是积累。在未来社会由社会公共机关负责的这种积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由资本家进行的。如果资本家完成了社会的委托，妥善地承担了积累，那么在马克思构想的未来社会第一阶段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就存在着某种可比性。在一个由两阶级构成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中，生产者也是在自身提供的劳动时间的基础上，取得其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消费品的（这体现在工资率这样的概念上）。
如果说个别生产者此时并没取得其劳动的全部果实，那么即便在未来社会的第一阶段，情况也是如此，用马克思的话说，在未来社会，“除了个人的消费材料，没有一点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在笔者看来，上述可比性的存在意味着，按劳分配一样能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分配原则，或分配正义的衡量标准。而且，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可比性，马克思才把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平等权利同时称作“资产阶级权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恩更是直截了当地将“按能力计报酬”称作“以我们目前的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引者按）为基础的”分配原理。
不过，问题恰恰在于，由于前文谈到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三重条件的约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难以达到，而且经常远离上述理想状态。资本家经常是不合格的社会受托人。凯恩斯在《通论》当中也承认这一点，他指出：“我的结论是，咱们不可以把决定当期投资量之职责放在私人手中。”“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其唯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来综揽。”凯恩斯的这些观点表明，他已近乎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市场经济中贯彻按劳分配原理，只有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保障下才是可能的。凭借党的领导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能更好地发挥国家的经济作用，在调节奢侈性消费的同时，确保全社会剩余转向生产性投资和创新，最终实现按劳分配。
《资本论》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解释了市场经济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上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或言之，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解释了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资本论》的这一解释和新古典经济学通过一般均衡理论所作的解释是截然不同的。由于两种理论都是对市场经济的效率所作的解释，因而相互之间天然具有范式的竞争性。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要辨析清楚哪种理论是对市场经济效率的更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应该对这两种理论做一简单的比较。
一般均衡论是对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发展，这一理论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论证了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上的效率。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不同的是，该理论假设，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技术、偏好、制度等因素都是给定的，从而排斥了马克思所注重的技术创新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指出，一般均衡论的现代版本，即所谓阿罗-德布鲁模型，不仅排斥创新，而且不可能通过任何改进容纳创新。这样一来，新古典一般均衡论就注定只是一种研究静态资源配置效率的理论。自青年时代起就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熊彼特也批评这一理论，指其和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面貌毫不相关。
有趣的是，国内一些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奉者虽然也承认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和现实相距太远，但却坚持认为，这一均衡构成了一个参照系，可用于评价现实市场经济的效率。这个观点事实上来自诺思所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这种观点背后是如下顽固的假设：评价现实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有且只能有一种参照系，这就是可达成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市场。坚持这种立场的学者往往忽略——或不愿谈及——上述假设所造成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重大后果。
首先，如此对待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事实上将该理论置于不会被证伪的境地。对于现实经济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新古典主义者都会这样来回答——因为存在着市场以外的各种制度，只要我们消除或改变这些制度，降低交易成本，就能回到完全竞争市场所描绘的理想世界。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一些人就宣称，不是因为新自由主义，而恰恰是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才使得现实市场经济和教科书宣扬的完全竞争市场相背离，从而造成了这次危机。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是永远都不可能错的。波普尔是英国有名的科学哲学家，他曾指出，如果一个理论永远没机会被证伪，它就不是科学，而是神学。
新古典经济学的上述立场表明，它的核心理论就是这样的神学。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可服从波普尔所说的证伪标准。以劳动价值论为例，这个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大厦的基石，其地位类似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论，马克思曾针对该理论提出：“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这意味着，劳动价值论将自此失效。
第二，坚持以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作为看待现实世界的唯一可能的参照系，还意味着对如下结论的默认：人类经济世界的演化到此结束了，换言之，历史终结了。人类社会的经济组织再也不能超越完全竞争市场，因为这就是顶点。有趣的是，马克思尽管没机会了解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论，却大体看到了信奉这一理论的后果，他写道：“断言自由竞争对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中产阶级（应译为资产阶级——引者注）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
马克思基于产业革命后英国资本主义的经验，在理论上提炼形成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这个理论也可看作理解市场经济的参照系（或理想类型），然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作为具有科学意义的参照系，具有如下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的特点：第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无需依赖于那些严重脱离现实的假定（如排斥创新），而是把技术创新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对待，并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归结为其接纳创新的能力。第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作为一种参照系，决不是在现实中永远不存在的一面镜子，它所揭示的一般规律直接就是现实的组成部分，是构成现实的普遍性，现实作为整体是这种普遍性和特殊性（各种历史制度型式）的结合。
《资本论》所包含的学说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唯一可能的理论基础。提出这一命题并不代表，新时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具有其他理论来源，也不意味着，《资本论》可以一成不变地被采纳。事实上，《资本论》中许多理论都亟待完善和发展。例如，就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而言，这一理论解释了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技术进步的动因、过程和后果，但如何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度量技术进步，则是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然而瑕不掩瑜，《资本论》的深远意义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关于市场经济动态效率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只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市场经济的运作将服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逻辑，生产力也将得到巨大的发展。其次，《资本论》对市场经济的病理学分析为咱们提供了一个市场失灵理论，这为理解国家的作用、进而为构建一个国家的经济理论作了必要的铺垫。正是基于这些考虑，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资本论》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且有助于认识如何更好地发挥国家的作用。概言之，《资本论》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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